每經評論員 付克友

近日，一起涉及國有博物館與捐贈家族的糾紛引發廣泛關注。中國近現代收藏大家龐萊臣的曾孫女龐叔令發現，明代仇英所作的《江南春》圖卷，竟現身北京拍賣市場，估價高達8800萬元。而她認為，此畫作系她的父親龐增和攜家人于1959年無償捐贈給南京博物院的龐萊臣“虛齋舊藏古畫”137件（套）之一。

當龐叔令前往南京博物院查驗時更發現，包括此畫在內的五件捐贈古畫從館藏中“消失”。南京博物院方面稱這些作品為“偽作”，已“剔除藏品序列”并“劃撥、調劑”，卻無法提供完整流轉記錄。龐叔令一紙訴狀將南京博物院告上法庭，要求其返還仇英《江南春》等“消失”的捐贈古畫。

這起“謎案”，并非簡單的藏品真偽爭議，而是撕開了博物館管理的制度裂縫。當博物館單方面宣判捐贈品為“偽作”，當館藏作品流出下落不明，當捐贈家族多年的追問得不到透明回應，事件已觸及一系列亟待回應的公共命題：博物館的權責邊界何在？捐贈人權益如何保障？公共財產的監督又在哪里？

南京博物院最新作出回應，稱5幅爭議畫作于1961年和1964年兩次經專家組鑒定為“假”，并于上世紀90年代依照《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對該5幅畫作進行了處置。南京博物院稱，將深入核查該5幅畫作的去向，并且表示，關于拍賣市場出現的《江南春》圖卷是否為受贈畫作，尚待進一步查證。

但綜合來看，南京博物院的系列操作，仍然存在權責失范的多個硬傷。

一是程序正義的缺失。根據相關法規及文物捐贈倫理，博物館若對捐贈品真偽存疑，應履行告知義務，與捐贈方溝通協商。即便認定捐贈文物為偽作，博物館也應優先通知捐贈人收回。單方面判定、擅自處置，既違背契約精神，也缺乏程序合法性。

二是管理責任的失守。博物館對藏品負有嚴格的保管責任。從入庫登記、定期盤查到處置審批，應有完整閉環。“偽作”判定之后的“劃撥、調劑”路徑不明，缺乏有效追蹤，說明內部監管出了問題。

三是公共信任的流失。對龐家后人長達數年的問詢置之不理，直至對簿公堂，仍不能清晰說明文物去向。對捐贈人權利的漠視，本質是對公共信任的背離，讓捐贈者寒心。

捐贈不是“一捐了之”的單向給予，而是基于特定信任的法律行為。捐贈人至少擁有知情權、異議權與一定條件下的追索權。何況，龐家捐贈的是家族心血與家國情懷，是善意的傳遞，絕非責任的終結。

更要強調的是，該事件絕非博物館與龐家后人之間的私事。文物一旦捐贈入庫，便成為公共財產，承載著全民的文化記憶與公共利益。博物館作為公共文化機構，本質是公共財產的“受托人”，既要對捐贈人負責，更要對公眾負責。

這意味著，監督博物館藏品管理，也是公眾的權利。不僅龐家后人有權追問，公眾也有權追問：五件古畫的真偽究竟依據何種標準判定？所謂“劃撥、調劑”的具體路徑與審批程序為何？處置流向何處？作為公共財產守護者，博物館是否盡到了審慎管理責任？是否存在權力濫用或監管漏洞？

博物館的權力源于公共信任，絕非不受約束的“自由裁量權”。其權力邊界在于，任何藏品處置必須于法有據、程序公開，任何鑒定結論必須專業權威、全程留痕。其責任邊界在于，既要妥善保管文物、傳承文化價值，也要主動接受捐贈人、行政部門與社會公眾的監督。

筆者注意到，相關畫作的處置，至今已經二三十年。時間久遠不能成為調查拖延的借口，反而應是快馬加鞭夜以繼日的理由。真相等不起，公眾的耐心等不起，相關部門的公信力等不起。

同時，調查的核心目的是還原真相，絕不能敷衍。必須實事求是，對鑒定標準、處置流程、流轉去向等關鍵環節逐項核查，慎之又慎對待每一份證據、每一個疑點，不遺漏任何細節、不回避深層問題，用嚴謹結論回應公眾與捐贈方訴求。

需要強調的是，南京博物院作為涉事方，不能自己查自己。其此前已出現鑒定依據模糊、流轉記錄缺失、長期回避訴求等問題，自查恐難服眾。因此，在此呼吁上級主管部門牽頭介入調查，確保權威性、中立性；同時，應引入公眾監督，讓調查過程暴露在陽光下。

公共信任不容濫用，文物守護沒有暗箱。此次事件為文博系統敲響了警鐘。守護公共文化財富，既要靠博物館的自我約束，更要靠剛性制度的保駕護航。而每一件館藏文物都是文明的載體，每一份公共信任都容不得半點褻瀆。

封面圖片來源：圖片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趙悅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