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魯明（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

在特朗普政府對外采取加征關稅政策、對內實施激進債務擴張策略的推動下，美國財政收支面臨新的不平衡，給美國自身及全球經濟帶來諸多不良影響。我們應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予以化解和應對。

美國財政收支結構失衡誘因仍在持續積累

根據美國財政部和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數據，2025財年（2024年10月~2025年9月）聯邦財政收入5.2萬億美元，支出7.01萬億美元，預算赤字約1.8萬億美元。這是美國連續第六年赤字超1萬億美元。

從收入情況看，個人所得稅2.66萬億美元，同比增長10%，仍保持美國財政收入主要來源的地位。其他收入來源中，關稅收入暴漲，增幅遠大于其他項目，顯示特朗普政府欲把財政收入轉向更多依靠關稅，減少對個人所得稅等項目的依賴。

從支出情況看，支出主要發生在社會保障福利、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3項強制性支出項目上。其他支出較多的項目是債務利息、國防軍費開支，其中債務利息支出突破萬億美元。

總體看，當前美國提高財政收入渠道仍然缺乏。關稅收入雖有較大規模增長，但遠不能覆蓋其債務利息支出，對緩解龐大債務壓力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從中長期看，加征關稅還會導致美國進口量下降，關稅實際收入可能不及預期，對財政的支持難以保證。另一方面，美國財政支出持續增長，特別是強制性支出項目與債務利息支出規模將持續攀升。因此，美國財政收支失衡狀況仍十分嚴重、難見好轉。

美國財政收支風險帶來諸多負面影響

當前美國調整財政收支策略，對美國經濟及全球經濟貿易合作都帶來了難以逆轉的不利影響。

首先，造成美國宏觀經濟和居民權益損失嚴重。短期看，美新征收的高關稅，會成為進口企業新增成本，從供給端對通脹造成上行壓力。長期看，高關稅又會導致依賴進口中間品的制造業國際競爭力受損，從而抑制消費和投資，影響經濟增長和就業。高關稅還會驅使美國企業將資源用于之前依賴進口且生產率低的商品生產上，減緩潛在產出增長。

因此，美國將關稅用于彌補財政缺口的財政轉向策略，將帶來明顯的效率損失，使多數美國居民的處境惡化。對美國而言，關稅政策引致的整體經濟代價可能超過其帶來的財政收益。

另外，為緩解財政壓力，美國教育部支出由2024財年的2680億美元大幅縮減至2025財年的340億美元，這一調整對依賴聯邦資金的公立學校、特殊教育項目及弱勢群體的教育權益產生了顯著影響。

其次，形成對全球供應鏈的沖擊，加劇全球貿易扭曲。2025年7月，由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生效的《大而美法案》（簡稱《法案》）由于采取減稅、削減社會福利、提高債務上限等手段，使美國財政收支結構發生了重大變革。據CBO估算，《法案》將使未來十年美國財政赤字增加約3.4萬億美元。

《法案》作為特朗普政府的標志性立法，其重點目標之一是通過調整稅收、產業和貿易政策，加速全球供應鏈重構。供應鏈重構會增大企業為適應政策變化而產生的業務調整成本。美國也會通過企業業務調整把巨大財政成本轉嫁至全球市場。

目前全球供應鏈已出現區域化本土化的趨勢，2025年12月，美國白宮發布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又重點提出推進供應鏈重組，旨在通過關鍵產業“回岸”、友岸外包等措施，維護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利益，再次強化了這一趨勢。這雖然提高了供應鏈的局部韌性，但也導致了全球貿易的碎片化，加劇了貿易扭曲。

第三，對中美經貿合作也有多方面的不利影響。美國債務可持續性問題已十分突出。2025財年美國債務利息支出占GDP的比例已高約3.4%。近兩年來美國實際GDP增速在2%左右波動，低于債務利息占GDP的比例，說明實際新增GDP已幾難償還債務利息。中國是美國國債的重要持有者。如果美國財政狀況持續不能改善，就難避免債務違約。違約風險勢必會對中國持有的美元資產造成巨大安全威脅。

當前美國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為37%，我國個稅最高邊際稅率為45%，美國較低的最高邊際稅率對高凈值人群更具吸引力。美國削減教育支出的政策，又使赴美留學生面臨獎助學金和貸款項目穩定性下降的困境。美國通過調整財政收支，加大吸引高端人才，大幅減少留學資金支持，甚至限制打壓中國赴美留學生，在人才流動上對我國形成了不良影響與競爭。

美國加征高關稅會增加我國商品進入美國市場的成本，導致中美貿易較快收縮。根據中國海關總署數據，2025年前10個月，我國對美出口同比下降17%，進口同比下降12%。若美關稅持續加碼，中美貿易繼續下滑將不可避免。

多措并舉應對負面影響

在“美國優先”戰略和貿易保護主義推動下，特朗普政府財政收支政策充滿不確定性。需多措并舉應對其帶來的負面影響。

第一，維護全球供應鏈穩定，積極應對稅收競爭。特朗普政府“關稅紅利”的代價是全球供應鏈脫鉤斷裂與消費者剩余減縮。應對這一狀況，我國應采取“反制與對話”相結合的策略，在對美部分商品加征對等關稅的同時，加強中美經貿磋商，避免局勢失控。適當向東盟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科學有序轉移制造業生產環節，挖掘與中東在能源、建筑、交通等領域供應鏈合作的潛力，推動海外生產環節與國內生產環節形成合理閉環，著力構建由我國主導的區域供應鏈；同時加強與區域合作國家的稅收政策協調，降低美國政策變動的影響。

加大以科技創新推動國內產業鏈升級，重點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強化關鍵領域自主可控能力，在全球范圍內提供更加穩定可靠的供應。對我國受沖擊的出口行業和供應鏈企業，實施精準減稅，降低企業成本，增強出口競爭力，同時優化稅制設計穩定稅基。

第二，構建內需主導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與寬松的貨幣政策，充分挖掘超大規模內需市場潛力，對沖外需和對美出口波動的風險。發揮政府投資撬動作用，重點支持未來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重大民生項目，提高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投資。擴大電信、醫療、教育等領域開放試點，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加大吸引外資流入。主動參與數字貿易、綠色貿易等國際規則制定，加強規則對接。提升人民幣在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比例，降低美元主導的國際結算風險。

第三，做好自身財政收支工作，防范金融風險。健全個人所得稅制度，完善資本所得稅制度，增強稅收對高收入群體的調節作用，既能拓寬財政收入來源又能形成對高端人才的吸引，促進共同富裕。

搭建產業平臺，優化營商環境，培育新興產業，擴大稅基。創新存量債務與隱性債務化解工具，確保財政可持續性。持續優化外匯儲備結構，增加黃金、人民幣資產等多元化儲備，有效分散風險。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管，避免極端市場波動對我國金融體系造成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