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張壽林    每經編輯｜陳星    

最新披露的中央銀行各項工具流動性投放情況顯示，7月各項工具實現凈投放2365億元，較上月少4195億元。

其中7月短期逆回購凈投放1880億元，較上月少3479億元。從8月看，本月以來公開市場操作指向凈回籠。

圍繞近期流動性投放動向，浙商證券宏觀聯席首席分析師廖博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微信采訪時指出，當前貨幣政策已經較為積極，從數量、價格、結構等方面，出臺了多項貨幣政策措施，從寬貨幣到寬信用需要的是市場主體信心的支撐。

記者注意到，8月1日，央行召開的2025年下半年工作會議暨常態長效推動中央巡視整改工作推進會指出，繼續實施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充裕，引導金融機構保持信貸合理增長，使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增長同經濟增長和價格總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

 2025年7月中央銀行各項工具流動性投放情況

圖片來源：央行網站

7月MLF凈投放1000億元

7月各項工具實現凈投放2365億元。

廖博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7月流動性投放情況說明央行旨在呵護市場流動性保持合理充裕。

7月，中期借貸便利（MLF）投放4000億元，回籠3000億元，實現凈投放1000億元。短期逆回購投放56667億元，回籠54787億元，實現凈投放1880億元。

廖博判斷，當前央行已將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切換至促進物價合理回升與穩增長，“適度寬松”的政策基調傳遞積極信號。此前我國貨幣政策以國際收支和金融穩定為首要目標，因此政策偏緊以應對資本外流風險和國內金融防空轉。

“考慮到貿易摩擦帶來的外部沖擊影響加大，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給端過度競爭的結構性矛盾依舊存在，需要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對沖經濟壓力和外部環境不確定性。”他補充說。

從票據利率角度觀察月內信貸投放狀況，他指出，7月票據-同業存單利差（6個月）仍處于低位運行，或體現信貸體量不及預期，截至7月30日票據利差較7月1日大幅下行67BP（基點），表征實體信貸需求較弱。

從中長期看，廖博分析，信貸增速逐步放緩對應的是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使得信貸需求“換擋”及直接融資的良性替代，未來合理評價金融支持力度可更多關注利率下降的成效，將會呈現“政府加杠桿，企業穩杠桿，居民適當去杠桿”的新特征。

結構上重點支持“五篇大文章”相關領域，未來合理評價金融支持力度可更多關注利率下降的成效。舉例而言，政策層面通過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預計將創設專項再貸款工具，加大對服務消費重點領域和養老產業發展的支持。

7月買斷式逆回購實現凈投放2000億元

7月買斷式逆回購投放14000億元，回籠12000億元，實現凈投放2000億元。

廖博說，買斷式逆回購操作的操作對象為公開市場業務一級交易商，原則上每月開展一次操作，期限不超過1年。公開市場買斷式逆回購采用固定數量、利率招標、多重價位中標。與二級市場買賣國債相比，買斷式逆回購標的包括國債、地方政府債券、金融債券、公司信用類債券等，更多的還是維護債券市場形勢穩定。

從市場角度觀察，他指出，10年期國債到期收益率被作為無風險利率的主要衡量指標。債券市場上，一級市場發行主體以此作為定價中樞，二級市場交易主體以此作為債券估值的評判基準。股票市場上，以此作為無風險利率被大量應用于DCF模型（現金流折現模型）中計算股票估值。

從宏觀角度分析，他說，10年期國債到期收益率的形成，反映了市場交易主體對未來宏觀經濟走勢、通脹走勢的判斷，再疊加市場風險情緒的作用，從均衡視角來看屬于一種市場行為。

7月央行未進行公開市場國債買賣操作。2024年以來，市場對央行將二級市場國債買賣納入貨幣政策工具箱關注度較高。廖博認為，這個過程整體是漸進式的，尤其需同步動態跟蹤國債發行節奏、期限結構、托管制度等。

從理論內涵上來看，央行持續豐富和完善基礎貨幣投放方式。歷史上曾經有一段時間央行主要靠外匯占款被動投放基礎貨幣；2014年以來，隨著外匯占款減少，接續發展完善了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中期借貸便利等工具主動投放基礎貨幣的機制。近年來，隨著我國金融市場快速發展，債券市場的規模和深度逐步提升，央行通過在二級市場買賣國債投放基礎貨幣的條件逐漸成熟。

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曾提出“豐富貨幣政策工具箱，在央行公開市場操作中逐步增加國債買賣”的要求。綜合來看，廖博指出，央行將國債買賣納入貨幣政策工具箱不代表要搞量化寬松，而是將其定位于基礎貨幣投放渠道和流動性管理工具，既有買也有賣，與其他工具綜合搭配，共同營造適宜的流動性環境。

7月PSL凈回籠2300億元

7月抵押補充貸款（PSL）投放1163億元，回籠3463億元，實現凈回籠2300億元。

廖博分析，準財政工具或是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的核心抓手。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部署設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或意味著將繼續由國開行、農發行和進出口行主導，創設定向支持外貿、科創和消費等領域的“準財政”工具，同時央行通過 PSL等為其提供資金支持。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大概率將用于解決項目建設資本金不足問題，參考歷史經驗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可能由央行PSL支持政策性銀行創設金融工具，投向科技創新、擴大消費、穩定外貿等領域。

廖博認為，政策性金融工具從其誕生之初即發揮著“準財政”工具職能，能夠填補銀行貸款因收益不足而不愿或無法進入，但亟須金融支持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因此，5月的降準向市場提供長期流動性約1萬億元，對基本面也有類似的效應。

降準通過釋放總量層面流動性，意在推動適度寬信用，緩解地方政府債集中供給推動資金流動性緊張，維護經濟及就業形勢穩定，將對后續的金融數據形成一定正面的支撐。

結合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的“要落實落細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充分釋放政策效應”看，廖博指出，“充分釋放政策效應”更強調已出臺政策的傳導和落實效果，政策工具更多側重結構性和定向支持，短期內增發政府債以及全面降準降息的概率較小。判斷2025年貨幣政策維持寬松基調，與財政、產業、就業、社保等各項政策形成合力。

他也提出，貨幣政策框架的轉型是一個漸進、持續的過程，無論是提升貨幣政策傳導效率，還是豐富貨幣政策工具箱，預計未來央行都將不斷做好評估和完善。

更為重要的是，金融市場自身的快速發展也給宏觀審慎帶來新的挑戰。美國硅谷銀行的風險事件說明，中央銀行需要從宏觀審慎角度觀察、評估金融市場的狀況，及時校正和阻斷金融市場風險的累積，當前特別是要關注一些非銀主體大量持有中長期債券的期限錯配和利率風險，保持正常向上傾斜的收益率曲線，保持市場對投資的正向激勵作用。

總體看，廖博判斷，貨幣政策的立場是支持性的，為經濟持續回升向好提供金融支持。在貨幣政策的總量上，人民銀行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包括下調存款準備金率、降低政策利率、帶動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等金融市場利率下行等，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同時，更值得期待的是，從寬貨幣到寬信用的傳遞路徑上信用主體的創造與呵護。

封面圖片來源：視覺中國-VCG211223117604